《灭蛮经》一书传说是唐朝国立鼎盛之时，朝廷当局为了李氏政权长治久安，而忧心被视为御用天学的秘传风水术，流传至民间甚至是「番邦」，特别另作颠倒风水理论的一本风水伪书。据闻此书流传了千余年后，方在清朝时期失传。
只不过令人不解的是，何谓《灭蛮经》？此书的正确年代为何？何人所著？内容为何？当真有否此书？……等，一大堆疑团，困扰了现代的风水界。
一、出书为唐太宗时期，作者为吕才。《旧唐书．吕才》：吕才，博州清平人也，少好学，善阴阳方伎之书。依据《旧唐书》有关吕才学识而言，唐太宗为了唐朝李氏天下，而下旨令吕才编撰《灭蛮经》以扰乱风水理论，或有可能。
然而，唐太宗时期人才济济，善阴阳方伎之术者，又岂仅是吕才而已？当时的祖孝孙、傅仁均、傅奕、李淳风与袁天罡等人，亦颇负盛名。因此，涉及唐朝命脉的重责大任，聪明睿智的唐太宗，岂会如此草率的交付在吕才一人身上而已？此一疑也！
根据《旧唐书》之记载，匡正魏晋南北朝以来之风水迷信责任，唐太宗确实托付在以吕才为首的专家团队；《旧唐书．吕才》：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，穿凿既甚，拘忌亦多，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，削其浅俗，存其可用者。
然而，唐初时期的风水理论，是以音律五音生克为主的所谓「五音利宜」风水理论；同书《吕才》篇提到：近代师巫，更加五姓之说。言五姓者，谓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等，天下万物，悉配属之，行事吉凶，依此为法。唐太宗将匡正风水迷信的责任，托付在吕才身上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吕才「精通律吕」；然而，吕才对于「五音利宜」风水理论颇感不以为然，其结论就是「义理乖僻者也」。
试想，以吕才既已认为「五音利宜」风水术，荒诞且无稽；依其当时的地位与名气，为何不顺水推舟的将此理论发扬光大，大力的向「蛮夷」各国「推销」；又何必「另辟蹊径」，大费周章的另编《灭蛮经》一书，此为二疑也！
吕才对于风水庇荫之说，在《旧唐书·吕才传》中表露无遗：
丧葬之吉凶，乃附此为妖妄，安葬吉凶不可信用。上利下利，蔑尔不论；大墓小墓，其义安在？……吉凶之理，何从而生？官爵弘之在人，不由安葬所致。野俗无识，皆信葬书，巫者诈其吉凶，愚人因而徼幸。遂使擗踊之际，择葬地而希官品；荼毒之秋，选葬时以规财禄。……葬书败俗，一至于斯，其义七也……
由此可见，吕才对于风水之庇荫说，亦表不以为然；因此，有必要多此一举，另编《灭蛮经》愚昧世人或是蛮夷吗？此三疑也！
照常理推断，唐太宗亟欲匡正风水歪风，在当时应属重大政策，无论是在朝或是在野，应是普遍皆知方是。故而当时留置在唐朝学习的外国使节、留学生或是僧人等，亦应得知；况且，这些外来的学习者，应是该邦之菁英；试问，这些外来人士愚昧到对于当时之风水知识毫无所知，任由唐朝朝野摆布愚弄？此四疑也！因此，吕才编撰《灭蛮经》的可能性甚微。
一行僧，公元683～727年；原名张遂，出家法号为敬贤，号大慧禅师；《旧唐书．方伎．僧一行》：僧一行，姓张氏，先名遂，魏州昌乐人。襄州都督、郯国公公谨之孙也。父擅，武功令。一行少聪敏，博览经史，尤精历象、阴阳、五行之学。
一行僧不仅聪颖过人，而且是精通天文与数学之计算，而且还被唐玄宗器重的学者。事实上，僧一行在我国历史上的天文成就，依然被当代天文学家所推崇。不仅如此，一行僧的天文历法概念，至今依然深深的影响了日韩等国。
另外，由于僧一行之名气及影响力及于外邦，其佛学理论与思想，亦直接地影响西藏佛教，故而亦有人尊称一行僧为「密宗始祖」。
或许是一行僧的名气，受到后代学术二界推崇之原因；加上古代之著名术家多为学者、音乐家或是天文学家，故而托名一行僧的数术著作甚多；风水著作自然也不例外。因此，后人认为《灭蛮经》为唐玄宗下旨令一行所撰之伪书。只不过此说依然有其疑点。
根据《旧唐书》之记载，虽然僧一行被归类在「方伎」篇中；然而，该篇并未有提一行与风水有关之任何记载；仅是在篇末提到「时又有黄州僧泓者，善葬法。每行视山原，即为之图，张说深信重之。」之一句话而已。
况且，自唐玄宗登基后，一行忙于天文之测量以及《大衍历》之编撰；《旧唐书》：「一行尤明著述，撰《大衍论》三卷，《摄调伏藏》十卷，《天一太一经》及《太一局遁甲经》、《释氏系录》各一卷。时《麟德历经》推步渐疏，敕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，改撰新历，又令率府长史梁令瓒等与工人创造黄道游仪，以考七曜行度，互相证明。于是一行推《周易》大衍之数，立衍以应之，改撰《开元大衍历经》。至十五年卒，年四十五（注：释家著作《释门正统》的推算则认为一行僧享年应为五十五岁），赐谥曰大慧禅师。」
因此，若要牵强附会一行僧为《灭蛮经》之著作者，其证据似乎显得薄弱些；此为一疑也！
略有历史常识的人皆知，唐玄宗本人笃信道教，并视道教为国教。《旧唐书．礼仪志》：「玄宗御极多年，尚长生轻举之术，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，每中夜夙兴，焚香顶礼。天下名山，令道士、中官合炼醮祭，相继于路。投龙奠玉，造精舍，采药饵，真诀仙踪，滋于岁月。」《旧唐书．方伎》篇：「玄宗好神仙，而欲果（注：即张果老）尚公主，果固未知之。」
《全唐文》：朕粤自君临，载宏道教，崇清净之化，畅元元之风，庶乎泽及苍生，时臻寿域，积以岁月，未尝懈怠。大道先于两仪，天地生于万物，是以圣哲之后，咸竭其诚。今后应缘国家致命，表疏簿书，及所试制策文章，一事已上，语指道教之词，及天地乾坤之字者，并一切半阙。宜宣示中外。
北宋史学家范祖禹，在其史论著作之《唐鉴》中，对于唐太宗的评论是「开元之末，明皇怠于庶政，志求神仙，惑方士之言，自以老子其祖也。故感而见梦，亦其诚之形也。自是以后，言祥瑞者众，而迂怪之语日闻，谄谀成风，奸宄得志，而天下之理乱矣。」由此可知，唐太宗迷恋道家之程度，委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。
问题是，风水术背后藏有大量的法力思维，自道教在我国历史舞台上出现后，道士做法的各种事迹，早已深入封建时期的朝野社会；可以说法术就是道士的专长；况且，道教的教义，多以道家与阴阳家的思想理论为主，与释家并无关联。
试想，深信道教教义的唐玄宗，有必要舍去当时为其卖命的诸多「道行高深」道士？反而下旨令与风水术无关的佛教出家人撰写《灭蛮经》？如此，岂不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？此为二疑也！
后代风水家之所以认为僧一行为《灭蛮经》之作者，风水著作《青囊序》：盖因一行扰外国，遂把五行颠倒编，以讹传讹竟不明，所以祸福为胡乱。
《青囊序》是少数几本被纪昀收录在《四库全书》的风水著作。然而，纪昀对于此书作者之考据，也无法全然确定；关注易经天下。故而仅以旧题「唐曾文辿撰」结论。因此，《青囊序》究竟是否为曾文辿所撰，已是难以证实矣。
问题是，该书所谓「盖因一行扰外国」之说，确定就是指一行僧吗？若是指一行僧；那么，曾文辿之所凭为何？若有所凭的话，此句话却又为何就是指《灭蛮经》？此为三疑也！
唐朝被后代史学家认定的盛世时期有二；一是唐太宗之「贞观之治」，另一则是唐玄宗之「开元之治」。
众所周知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鼎盛时期，必有其必然的各种条件与因素，当然也包括了皇帝的气度；并非完全是依赖风水术。更何况任何朝代盛世时期之朝野氛围，必然是人人充满了骄傲与自信。
因此，若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时，无论是唐太宗或是唐玄宗下旨编撰《灭蛮经》的理由为何，如此将反而显示出其人缺乏自信，方有悲观地依赖颇具争议性的风水作为；然而，若依常理来推敲的话，此作为似乎无此必要吧？
况且，以此二帝王的恢弘气度而言，应该也不会作出此种有违常理的小人行径吧？例如，《贞观政要．君道》：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，……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。《务农》：阴阳拘忌，朕所不行。若动静必依阴阳，不顾理义，欲求福佑，其可得乎？若所行皆遵正道，自然常与吉会。且吉凶在人，岂假阴阳拘忌？《辨兴亡》：后嗣若贤，自能保其天下；如其不肖，多积仓库，徒益其奢侈，危亡之本也。此为四疑也！
因此，僧一行编撰所谓《灭蛮经》的说法，无法令人信服。
